异端、灰犀牛与热那亚青年
你好呀，
前两封信里写了交易者的观点天然不同，但往往因为花剌子模国王杀掉了报忧不报喜的信使而趋同。
我也提到了自己这半年对抗政治抑郁成功，进入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松弛感中。
同时我也跟你讲了我将重返拉美的计划。
今天这封信我想写给你这几件事到底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
第一个问题：为何交易者的观点天然不同？
交易者的观点不同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对历史与当下的“事实”观点不同；第二种是对未来的“可能性”观点不同。对事实的观点取决于”信息“真假，对可能性的观点取决于”知识“是否完整。
我们肉眼可见的空间不超过村镇街道，我们肉身体会的时间不超过有记忆以来的几十个春秋。这就意味着大千世界纵横几万里与历史长河上下数千年，几乎全都是经历了多次转手，最终以教材、新闻、聊天、课堂的形式汇集到我们的头脑中。
我们的信息源差距越大，你我眼中的世界与历史（空间与时间）差距就越大。拿我自己举例，因历史专业（政治史与经济史）出身，故而倾向于使用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直接对一手信息（原始史料）和二手信息（论文）进行自定义处理，那么我和重度依赖三手信息（历史通俗著作）和四手信息（历史类自媒体科普）的人，天然会产生历史感官的区别。
比如一个历史爱好者眼中的晚清是由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甲午战争、义和团和辛亥革命构成的；而我眼中的晚清是由广州体系瓦解、人口资质变化、对外服贸金融雏形、清廷财税控制力下降、东南产业结构转型、清末立宪进程构成的。
- 前者是权贵、洋人与官办资本三座大山，联合镇压人民的屈辱史；
- 后者则是洋人和代理人买办、东南异心官僚、融入现代经济社会结构的平民三座大山，联合绞杀紫禁城里窃国权贵的荣耀之路。
而因为早年侨居多国和当下混迹创投圈的经历，我对空间范围的微观体感重度依赖于：与东欧拉美与北美的朋友寒暄、硅谷的最新小道消息、天朝衙门里的风声、创投操盘手们的茶局。这天然与从城郊大学城校园里的宿舍夜谈、乡亲邻里们的宴席与短视频评论区里的互动所汇聚微观体感差异巨大。
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用汉英西三语接收数十国的新闻（无论是WSJ、El pais、Nikkei、FT、新华社，照单全收）、与习惯阅读布鲁金斯、彼得森和漆咸楼智库报告，得到的宏观体感也与重度依赖简体中文世界的新闻联播的稳中向好、爱国大V的激情演说、微博热搜的交易者们大为不同。
而我也同时相信，那些从事跨国并购、期货交易、AIGC创业、跨境电商，以及一面唱衰西方、一面让妻儿拿到蓝色护照在崩溃混乱的欧美前线忆苦思甜，并把财产转移出最安全的国家放到维京群岛成立离岸信托基金的父母官们，与我眼中的世界亦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而当我们对历史与当下的事实产生不同观点时，那些促成不同观点的不同事实信息，也构成了我们彼此间不同的知识结构，对未来预期的观点便迥然相异。
第二个问题：我如何利用“交易者观点天然不同”这个原理？
当我说交易者观点天然不同时，指的是从宏观层面上看这世间千奇百怪，我自己也只不过是摸象的盲人之一。但在每个有影响力的交易者周遭，总是会聚集一批观点相同的交易者联盟。
一批拥有着类似历史与当下体感的交易者，会产生对未来体感的共鸣。咱们回忆一下主宰我们每个人命运的金融学的基本原理：只有对未来预期乐观，才能将未来的钱提前借到当下，这些钱才有可能创造未来——简化一下就是——未来必须先从意识中产生，才能在物质中产生。再简化一下就是，理解金融，就必须坚信意识决定物质。
同样的道理，人类历史的铁律就是，唯心主义者铺路赢者通吃，唯物主义者跟随喝汤食渣。（注：讽刺的是，唯物主义阵营的领袖和鼓吹者，无一例外，都是唯心主义者。）
我是一名教育者与思想贩子。我的职业，就是重塑学生们的历史与当下的体感。当我这个花剌子模信使，告诉她们中国政治与经济原理（中国财税与政治史）、金融的起源（中世纪史）、三十年前的汇改与房地产商品化改革（千卷泛读）、城投债的原理（千卷泛读）、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千卷泛读），那么她们的体感将会以直觉的形式告诉自己：
当下正在发生灰犀牛事件。（注：灰犀牛事件是可预测的、历史上重复出现的、大概率发生的、却经常被忽视的高风险事件；相对的概念是黑天鹅事件，即难以预测的、历史上从未出现的、小概率发生的、根本谈不上忽视与否的高风险事件）而灰犀牛事件，本质上就是让历史去指导未来——人们谈及灰犀牛，只从“历史上人们如何搞砸了“的角度思考问题，却很少从”历史上人们如何搞定了“的角度思考，因为搞砸了某事的方法大同小异，容易归纳总结，而搞定了某事却奇招甚多，必须依赖演绎。
未来的预期无非谈及的就是”趋利“和”避害“两个关键词。
避害便是对历史的归纳，趋利便是对未来的演绎。我根本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接下来的十年是拉丁美洲的黄金十年——但产业链的基本原理不会错、拉美几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不会变化太多、母国与世界经贸金服的脱钩自废四十年武功是既定事实——那么“大航海的风险几何”就是错误问题，正确问题应该是“不去大航海的风险几何”。
人们总是下意识地去评估“做某事”和”改变“的风险，却忘掉了“不做某事”和”维持现状“的风险。人们总是以为探险家和拓荒者是风险偏好者。大错特错，他们其实大多是极致的风险厌恶者——他们对风险的到来如此敏感，以至于一丁点也无法忍受温水煮青蛙式的坐以待毙，故而选择毫不迟疑地开拓与进取，以锁定未来的确定性。
回到第二个问题上：“我如何利用交易者观点天然不同的原理”：
我的第一性思考非常简单：
- 意识决定物质。
- 灰犀牛正在冲过来，它曾经冲过来过，但传递这个消息的信使被花剌子模国王喂了老虎。
于是，我需要集中精力做这两件事：
- 让我能影响到的交易者，知道这头再次出现的灰犀牛在历史中曾经造成过多大的破坏；
- 让我能影响到的交易者，与其他交易者的观点（意识）出现巨大的差异，这种观点的差异性将会创造一个与主流叙事完全不同的未来事实。
1492年，热那亚青年哥伦布觐见伊莎贝拉女王，向本不富裕的西班牙王室寻求资助。科尔多瓦的城堡里，哥伦布绘声绘色地描述着向西航行就一定会有黄金与香料，伊莎贝拉的脑海里不知是否闪过自己的西班牙王国将会成为统治半个地球的帝国、西班牙语将会在五百年后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二大语种。她所知道的是，在这一时刻，她与其他交易者的观点出现了分歧——英王亨利七世嗤之以鼻，法王查理八世不屑一顾，神罗皇帝马克西米安视若罔闻——他们认为真正的未来在于击溃奥斯曼苏丹，在于夺回君士坦丁堡，在于重回地中海荣耀。
最后，谈到持续了数年的政治性抑郁，就在于我似乎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个以海洋为床铺，以天空为屋顶的游侠。我在大谈特谈地“我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的时候，却潜意识中把这个远东一隅乌烟瘴气的“土地”当成了中国。正如同女真武士不必纠结于外兴安岭的故土、北大人不必把未名湖当成精神寄托、所有的人类不必总想着回到非洲这个梦想开始的故乡去寻根朝拜。
我单纯希望，能像那个落魄的热那亚青年，靠着三寸不烂之舌、坚定的信念与惊艳的行动力，衣衫褴褛大言不惭地召集同样没有被花剌子模国王叙事吓唬住的年轻人们，前往下一个配得上自己的故乡。想到这里，政治性抑郁烟消云散。
——船长，西元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此信献给我的母亲，祝生日安康，不孝子北望满洲又一年。）
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